《商业冒险：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作者是约翰-布鲁克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财经作家之一。本书曾被巴菲特推荐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在距离本书出版的40年后，巴菲特推荐给他20多年后，依然将之称为“我读过的最好商业书”。《商业冒险》通过记录商业史上的12个经典故事，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警示：

  近期我将会在网易号平台将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

  施乐时任董事长威尔逊投入了巨额资金和20年时间，终于将复印机推向市场，并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如今它却已经沉寂。一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怎么样才可以不被时代淘汰？

  1887年，当芝加哥A.B.迪克（A.B.Dick）公司的第一台油印机——第一台用于实际办公的、可复印文字页面的机械速印机——问世时，它并没有风靡全国。相反，迪克先生发现了自己面临着艰难的营销问题。迪克先生曾是一名木材商，因厌倦了用手抄写价目表而尝试自行发明可用于复印的机器，并最终从油印发明者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那里取得授权，开始生产油印机。“人们不想制作大量办公文档的副本。油印机的第一批使用者大体上都是非商业机构，比如教堂、学校和童子军部队。为吸引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祖父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做起大量传教士般的工作。用机器对办公文档进行复制是全新的想法，颠覆了存在已久的办公模式，令人不安。毕竟，在1887年，打字机问世才十几年，还没有被普遍的使用。复写纸也是如此。商人或律师如果想要一份文件的五份副本，就会让一个职员手抄五份。人们也许会问祖父：‘为何需要有这么多复印件？它们被到处乱放，只会让办公室显得杂乱，引诱人们窥探隐私，还浪费优质纸张。’”他的孙子、迪克公司现任副总裁C.马修斯·迪克（C.Matthews Dick）说。该公司现在生产全系列的办公用复印机和速印机，也包括油印机。

  老迪克遇到的另一个麻烦也许与一种都会存在的坏名声有关：对图像材料来复制的想法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一坏名声也体现在英语名词和动词“copy”的多种隐含之意上。《牛津英语词典》清楚地显示，在这几百年间，该词词义都与“欺骗”有关；事实上，从16世纪晚期到维多利亚时代，“复制（copy）”和“假冒（counterfeit）”几乎是同义的（中世纪时期，“copy”的名词义项被大量使用，意为“充足”或“丰富”；到17世纪中叶，该词名词义项已逐渐淡出，只留下形容词义项，意为“大量的”）。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在他1665年出版的《箴言集》（Maxims）中写道：“只有能够呈现平庸原作的荒谬之处的抄本才是好抄本。”1857年，罗斯金（Ruskin）断言说：“永远别买一幅画的复制品。”他的这一警告反对的不是欺骗，而是品质的降低。对书面文件进行复制的做法往往也遭到怀疑。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90年写道：“尽管一份记录的副本经证实后能成为有力的证据，但是副本的副本，无论得到多么充分的证明，在司法上也不会被采纳为证据。”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刷行业又贡献了一个富于暗示的新词——“底稿”。在维多利亚时代，称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为其他人或物品的复制品，意指它们更为逊色，是人们很喜欢的一种表达习惯。

  到20世纪，这些态度出现了逆转，因日益工业化而产生的现实需求无疑是根本原因。无论如何，办公复印开始快速地发展（这种发展恰好与电话的兴起同时出现，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所有证据都表明，不论何种方式的人际交流，其目的都远不止于实现交流，总是孕育着更多需求）。1890年后，打字机和复写纸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初，油印已成了一道标准的办公程序。“如果办公室里没有一台爱迪生油印机，那它便是不完整的。”1903年的迪克公司能这样自夸。那时，使用中的油印机已有约15万台；到1910年，可能超过了20万台；到1940年，达到了近50万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胶印机成功进入办公领域，如今它已是多数大型写字楼的标准配置。比起油印机，胶印机在工作时显得更为灵巧，是其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过，与油印机一样，人们在使用胶印机前，必须先专门制作一种母版页，过程相对昂贵和耗时。因此，只有在需要大量副本时，胶印机才经济实用。在办公设备行话里，胶印机和油印机都是“速印机（duplicator）”而非“复印机（copier）”，速印和复印之间的分界线份副本之间。技术最为滞后的是高效、经济的复印机的发展。许多不需要专门制作母版页的影印设备在1910年左右慢慢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现在仍是）的是直接影印机（Photostat），但由于成本高、速度慢、不易操作，这些设备的用途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对建筑和工程图纸，以及法律文件的复印。直到1950年后，在制作一份商业信函或打字稿的副本时，唯一可行的设备还是附有复写纸的打字机。

  20世纪50年代是机械化办公复印的原始开拓时代。在短短的时间内，市场上突然涌现了一系列无需母版页就能复印大多数办公文档的设备，每份拷贝花费仅几美分，制作时间仅需一分钟，甚至更短。这些设备使用的技术各不相同：明尼苏达矿业与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在1950年推出了红外复印机（Thermo-Fax），使用的是热敏复印纸；美国影印设备公司（American Photocopy）在1952年推出的“Dial-A-Matic Autostat”复印机是基于普通照相术的改良；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1953年推出的“Verifax”复印机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染印的方法，等等。但与迪克先生的油印机不同，几乎所有这些设备都立即找到了销路，一种原因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真正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些设备及其功能令使用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迷恋。现在看来后者很明显。在这个总是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大众社会”的社会，使物品形态从“唯一”变成“无数”的念头，正慢慢的变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

  然而，所有这些早期的复印机都有严重的内在缺陷，令人沮丧。例如，Autostat和Verifax不易操作，复印出来的副本很潮湿，必须设法弄干，而红外复印机制作的副本在过热环境中容易变黑，并且，这三种设备都一定要使用由设备制造商供应的、经特殊处理的纸张。要使这股冲动变成狂热，需要的是技术突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这个技术突破随着一种采用静电复印技术的设备的出现而到来。该设备使用普通纸张，制作出来的副本干燥、优质、可永久保存，使用中的问题也最少。它的出现立即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静电复印，美国年总复印量（而不是速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2000万份上升到了1964年的95亿份，到1966年，达到了140亿份；此外，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几十亿的复印量。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对印刷教科书的态度，及商务人士对书面沟通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先锋派学者欢呼静电复印革命，将其重要性与汽车的发明相提并论；投币式复印机开始在糖果铺和美容院里出现。复印机狂热如火如荼，不过，与17世纪荷兰郁金香狂热的昙花一现不同，它的影响注定相当深远。

  带来这次重大技术突破、生产出制作了几十亿份拷贝的设备的公司，正是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它也因此成了20世纪6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大企业。1959年，施乐公司（当时名为哈洛伊德施乐有限公司[Haloid Xerox，Inc.]）推出了第一台用于办公的自动静电复印机，当年销售额即达3300万美元。1961年销售额为6600万，1963年达到1.76亿，1966年达到5亿多。公司总裁约瑟夫·威尔逊（Joseph C.Wilson）说，如果能维持这种上涨的速度几十年，施乐公司的销售额将会超过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这不有几率发生，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幸事）。在《财富》（Fortune）杂志发布的美国500强工业公司排名中，施乐公司1961年未进入榜单，1964年名列第227位，1967年上升至第126位。《财富》的排名基于年度销售额；如果根据其他某些指标，施乐公司的排名远不止一百多名。例如，1966年初，它在全国净利润排名中约列第63位，在销售利润率排名中约列第9位，在股票市值排名中约列第15位。并且，在股票市值排名中，这家新贵公司的排名超过了许多历史悠远长久的工业巨头，如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诚然，公众投资的人对施乐的热情使它的股票成了60年代股市的“戈尔康达”[1]。任何在1959年底买入施乐股票，并持有至1967年的人都会发现，其价值约为买入价的66倍。线年就买入哈洛伊德股票的人则会发现，他的初始投资奇迹般地增长了180倍。不出所料，一大群“施乐百万富翁”因此涌现——据说有好几百位，绝大多数要么住在罗切斯特市，要么来自那里。

  注：[1] 戈尔康达是印度的著名钻石矿，在18世纪之前，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钻石产地。

  哈洛伊德公司1906年成立于罗切斯特市，是施乐公司的“祖父”，正如其创始人之一约瑟夫·威尔逊也是施乐公司1946～1968年的老板、与他同名的小约瑟夫·威尔逊的祖父。老威尔逊曾经开过当铺，也曾担任过罗切斯特市市长。哈洛伊德生产相纸，但是和所有生产相纸的公司，尤其是那些身在罗切斯特的公司一样，它也活在邻居柯达的巨大光环之下。不过，即使面对强劲对手，它依然能力十足，平安地度过了大萧条。然而，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哈洛伊德不得不开始寻找新产品。它的科学家们想到了一种可能，即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正在研究的复印技术。巴特尔研究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是一个大型的非营利性工业研究机构。此时，让我们把故事闪回到1938年皇后区阿斯托里亚（Astoria）一家酒吧二楼的厨房。这里被不起眼的发明家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F.Carlson）用作临时实验室。卡尔森那年32岁，是一名瑞典裔理发师的儿子，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曾受雇于纽约P.R.马洛里公司（P.R.Mallory & Co.）的专利部门——一家总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生产电气和电子元件的公司。为了追求名声、利益和独立性，卡尔森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尝试发明一种办公复印机，并雇用了德国难民物理学家奥托·科涅（Otto Kornei）做助手。在使用了多种笨拙的实验设备，产生了大量的烟雾和恶臭之后，他们的实验终于在1938年10月22日取得成果，成功地把写在一张纸上的“10-22-38 Astoria”字样转移到了另一张纸上。这个转移过程被卡尔森称为电子照相术，包含5个基本步骤：对光导表面施加静电电荷（如用毛皮摩擦），使之具有感光性；对这个光导表明上进行曝光，以形成静电潜像；在光导表面喷上粉末，粉末仅附着于带电的区域，从而使潜像显影；把影像转印到某种纸张上；用高温固定影像。每一个单独步骤都与其他技术十分类似，但把这些步骤结合起来就是全新的过程。该过程十分新颖，以至于商业巨头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意识到它的潜能。卡尔森利用在纽约的工作中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围绕这一发明编织了复杂的专利网，并开始尝试出售。科涅不久后就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永远地告别了电子照相术领域。在随后5年，卡尔森一边继续着在马洛里的工作，一边寻找着另一种形式的兼职，即向全国各个主要的办公设备生产商推销其发明的使用权，但屡次遭拒。1944年，卡尔森终于说服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对他的发明做进一步开发，作为交换，研究所将获得因出售或授权他人使用所得费用的四分之三。

  回顾至此结束，静电复印就此诞生。到1946年，巴特尔对卡尔森发明展开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许多哈洛伊德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即将出任公司总裁的小约瑟夫·威尔逊。威尔逊还向他的新朋友索尔·利诺维茨（Sol M.Linowitz）表达了自己的兴趣。利诺维茨是一位聪明、有活力、热心公益的年轻律师，刚从海军退役，当时正忙于在罗切斯特新设一个广播电台，播送自由主义观点，与甘尼特报业集团（Gannett newspapers）的保守观点相抗衡。尽管哈洛依德有自己的律师，但威尔逊还是对利诺维茨印象非常深刻，并邀请他一起去看看巴特尔的研究——并说这只是个“一次性”的工作。“我们专程到哥伦布，去看一块用猫毛摩擦的金属。”利诺维茨曾这样说道。在此次旅行及后续多次旅行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哈洛伊德向巴特尔和卡尔森支付专利使用费，得到使用其发明的授权，并承诺与巴特尔共享研究成果，一同承担开发费用。看起来，后来的所有事情都源于这份协议。1948年，他们打算为卡尔森的发明取一个新名字。一名巴特尔职员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古典语言教授一起，从古希腊语中找到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得到了新名称“静电复印（xerography）”或“干印（dry writing）”。与此同时，巴特尔和哈洛依德的科学家小团队在奋力开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技术难题；事实上，哈洛依德的人一度很灰心，曾考虑将大部分的静电复印权出售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但最终取消了交易。随着研究接着来进行，研究成本节节攀升，哈洛伊德的投入逐渐成了一件孤注一掷的事。1955年，哈洛伊德与巴特尔签订了一项新协议，取得卡尔森发明的全部专利权，独自承担该项目的全部开发费用，作为交换，巴特尔得到了大量的哈洛伊德股份，并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卡尔森。研发费用是惊人的。1947～1960年，哈洛依德在静电复印研究上花费了近7500万美元，约为它同期常规业务收入的两倍；它通过借贷，以及向那些善良、不顾后果或非常有远见的人大量发行普通股来取得收支平衡。部分出于对苦苦挣扎的本地产业的关心，罗切斯特大学用其捐赠基金买进了大量施乐股票，由于后来的股票分割，价格约为每股50美分。“如果我们在几年后不得不卖出股票以减少损失，请不要生我们的气。”学校的一名员工紧张地对威尔逊提醒道。威尔逊承诺不会生气。当时，他和公司其他高管得到的薪酬大部分都是公司股票的形式，其中一些高管竟然还拿出自己的积蓄，或用房产抵押贷款，以帮助继续这一个项目（那时，高管中最突出的正是利诺维茨，他与哈洛依德的关系已远非“一次性”可言；相反，他成了威尔逊的得力助手，负责公司关键性的专利安排，组织和指导公司国际事务，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董事会主席）。1958年，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哈洛伊德公司更名为哈洛依德施乐，即便当时还没有重要的静电复印产品面世。在此前几年，哈洛依德就采用了“施乐（XeroX）”商标，威尔逊本人也承认，这是对“柯达（Kodak）”商标赤裸裸的模仿。末字母的大写“X”很快就必须降为小写，因为它发现没人会刻意将其大写，但这种至少与柯达的商标一样令人无法抗拒的近回文结构被保留了下来。威尔逊说，采用并保留XeroX或Xerox商标的做法遭到了公司许多顾问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公众会认为这个词不好发音，或误以为是防冻液品牌，或会在脑子里将它记成“零”，其财务意义很令人丧气。

  然后，在1960年，施乐公司迎来了大爆发，突然间一切都发生了逆转。公司不再担心其商标名字是否会成功，转而担心它是否过于成功。“xerox”成了一个新的动词，频繁地出现在对话和书面文字中，公司对这个词的专属权受到了威胁，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发起一场活动，反对滥用（1961年，它一鼓作气，彻底更名为施乐公司）。施乐的高管不再担心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反而担心起自己在亲属和朋友中的名声，因为他们在股价仅为20美分时曾谨慎地建议他们不要投资。总之，每一个持有大量施乐股票的人都变得很富有——省吃俭用投资的高管、罗切斯特大学、巴特尔纪念研究院，还有切斯特·卡尔森。因为与施乐之间的一系列协议，到1968年，卡尔森持有的股票市值达到了数百万美元，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他成了美国最富有的66人之一。

  坦率地说，施乐的故事有种老式的，甚至是19世纪式的风格：孤独的发明家、简陋的实验室、小型的家族式企业、一开始的挫折、对专利制度的依赖、借助古希腊语寻找商标名字、最终成功地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的正确性。但是，施乐还有另一个特点。与大多数19世纪的企业不同，施乐向全社会展现了其企业责任感，而不仅是向股东、员工和客户。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也提前对20世纪的企业起到了约束作用。威尔逊曾说：“要设置高目标，要有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景，要让人们相信我们大家可以实现——这些都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重要，或许比它更重要。”其他施乐高管也常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与其说“施乐精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倒不如说是为自己着想而强调“人的价值”的依据。当然，这种台面上的豪言壮语在大企业中并不罕见，当这些话从施乐高管口中说出时，也同样会造成怀疑，考虑到施乐的巨额利润，甚至还会令人恼火。然而，有证据说明，施乐的确说到做到。1965年，它对教育和慈善机构捐款1632548美元，1966年捐款2246000美元，罗切斯特大学和罗切斯特社区福利基金是这两年中最大的受捐者。这两笔捐赠占公司当年税前净收入的比例均为1.5%左右，明显高于多数大企业为慈善工作留存的比例。就从那些经常被视为慷慨典范的企业中举几个例子吧：1965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捐款额约占税前收入的7‰，美国电线%。除此之外，施乐公司还用一个举动表明了自己坚持高尚行为的决心：1966年，它加入了“百分之一计划”——通常也被称为克利夫兰计划。该计划发起于克利夫兰市，要求本地企业每年除其他捐赠行为外，还要将税前收入的1%捐给当地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因此，如果施乐的收入持续大幅上扬，罗彻斯特大学和当地的姊妹机构的未来是有一定保障的。

  施乐还出于与利润完全无关的目的冒险做了一些别的事情。1964年，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说：“公司不能拒绝在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上表明立场”——如果存在某种商业异端邪说的话，这便可以称为了。因为，在某个公共问题上表明立场，显然就会疏远立场相反的客户及潜在客户。施乐主要的公共立场是对联合国的支持，言外之意也就是对其批评者的反对。早在1964年，施乐就决定斥资400万美元（一年的广告预算），为一系列有关联合国的电视节目提供经济支持。这些节目中没有广告，除了在每期节目开始和结束时的声明中提到施乐的赞助之外，没有一点与施乐有关的标识。在宣布决定大约三个月后，也就是当年七八月份，施乐突然收到大量反对该项目、要求公司放弃的来信。信件共有约15000封，既有温和的讲理，也有强硬的、情绪化的谴责。许多信中称，联合国是一个剥夺美国人宪法权利的工具，《联合国》部分出自美国之手，不断地被他们用来推进实现的目标；还有少数几封来自公司老板，毫不客气地威胁称要把办公室里的施乐复印机扔出去，除非这系列节目被叫停。只有极少数的来信者提到了约翰·伯奇协会[2]，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协会成员，不过有间接证据说明，大批量的信件是精心策划的伯奇行动。首先，伯奇协会在近期的一份出版物上发出了呼吁，怂恿其成员给施乐写信，抗议联合国系列节目，并指出，信件轰炸已经成功地说服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撤下了飞机上的联合国徽章。此外，一项在施乐的鼓动下开展的分析显示，这15000封信件的线人，进一步证明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行动。无论如何，施乐员工和董事都没有被说服，也不惧怕威胁；联合国系列节目于1965年在亮相，赢得了各方喝彩。威尔逊后来称，这些节目，以及无视反对抗议的决定，为施乐带来了更多的朋友，而非敌人。许多观察家称威尔逊的做法是相当罕见的商业理想主义，不过，在与此有关的所有公开声明中，他都坚称这只是合理的商业判断。

  注：[2] 约翰·博奇是一名中情局官员，他的死亡催生了约翰·博奇协会这个极右组织。

  1966年秋天，施乐公司遇到了使用静电复印技术以来的第一个麻烦。当时，在办公复印领域有40多家企业，其中很多在施乐的授权下生产静电复印设备（施乐拒绝提供授权硒鼓的技术，这也是唯一关键的技术，正因如此，施乐自己生产的设备才能在普通的纸张上复印。而所有的竞争产品都仍需要经特殊处理的纸张）。新行业的开拓者总是享有制定高价的巨大优势，施乐公司也不例外。《巴伦周刊》（Barrons）在8月指出，“这个一度神话般的发明可能很快会变成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所有技术进步都不可避免的结果”。现实似乎正是如此。出售廉价品的后来者纷纷涌入复印业。一家公司在5月给其股东的信中预言，到未来某天，市场上会出现售价10美元或20美元的复印机，它们会像玩具一样被销售（1968年，玩具的售价约为30美元）。甚至还有人说，也许某天复印机会成为促销复印纸的赠品，就像剃须刀架早已成为促销剃须刀片的赠品一样。施乐公司意识到，带来舒适的小垄断优势的专利技术最终会进入公有领域，因此，多年来它一直通过兼并其他领域的公司来扩大业务，主要涉及的是出版和教育行业。例如，1962年，施乐收购了大学缩微胶卷出版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该公司保存有丰富的未发表手稿、绝版书籍、博士论文、期刊和报纸的缩微胶卷；1965年，施乐又收购了两家公司——美国教育出版公司（American Education Publications）和基本系统公司（Basic Systems），前者是美国最大的面向中小学生发行教育期刊的出版社，后者是教学设备生产商。但这些举动未能使市场上教条的批评家消除疑虑，施乐股票陷入低谷。1966年6月下旬，施乐股价为每股267.75美元，10月初跌到131.625美元，公司市值减少了一半以上。在10月3日至10月7日这一工作周内，施乐股票下跌了42.5美元。其中10月6日最为惊心动魄，当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有市值约2500万美元的施乐股票被抛售，无人接盘，导致施乐被停牌5个小时。

  我发现，当公司经历一些挫折时，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最有趣的。因此，我选择了1966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对施乐公司及其员工做一番观察——其实，早在一年多前我就有此打算。我的第一步是了解它的一款产品。当时，施乐有一条综合的复印机及相关这类的产品线型复印机，书桌般大小，几乎能复印任何类型的黑白页面，不论是印刷、手写、打字稿，还是图画，只要尺寸不超过9×14英寸即可，复印一张的速度仅为6秒左右；813型，体积更小，可以放在桌子上，本质上是914的缩小版（施乐的技术人员喜欢把它称为“排了气的914”）；2400型，外观像现代化厨灶的高速复印机，复印速度为每分钟40张，或每小时240张；Copyflo，能够将缩微胶卷页面放大至普通书本页面大小进行复印；LDX，能够最终靠电话线、微波无线电或同轴电缆传输文档；Telecopier，非静电设备，由米罗华公司（Magnavox）公司设计和生产，施乐负责销售，像是LDX的初级版本，特别受外行人喜爱：它仅由一个小盒子构成，与普遍电话线连接后，使用者便能快速向他人传输一小张图片（当然，会发出一定的吱吱声和滴答声），只要对方也有一部电话机和一个同样的小盒子。914型是第一台自动静电复印产品，也是构成重大突破的产品。对于当时的施乐及其客户来说，914仍是最重要的产品。

  据称，914是史上最成功的商业产品，但只要施乐公司不公布单个产品的精确营收数据，该说法就没办法得到权威的证实或否认。不过，施乐的确表示，在1965年，914带来的收入占其总营业收入的62%，总计超过2.43亿美元。1966年，914售价2.75万美元，用户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租用，月租金25美元，每复印一张再支付4美分，并完成价值至少49美元的复印量。这种定价是故意设置的，目的是使租用比购买更着迷，因为施乐最终以这样的形式赚得更多。914外观呈米色，重650磅，看上去很像现代化的L型金属桌；操作时，我们把需复印的原件——平面纸张、平摊的书本中的两页，甚至手表或奖牌这样的小型三维物体——正面朝下放在表面平坦的玻璃视窗上，按下按钮，9秒钟后，复印好的纸张就会出现在托盘里；如果把914比作桌子，那么这个托盘就等于发文篮。914在技术上很复杂（一些施乐销售人员坚称比汽车更复杂），很容易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十分恼人，因此施乐雇用了几千名外勤修理工人，随时待命，一接到通知就奔赴现场维修。最常见的故障是复印纸的堵塞。这种情况被形象地称为“误喷”，因为在复印时，机器内部会产生一股气流，将复印纸推升至待印位置，若喷气出错，则会出现这种故障。严重的“误喷”偶尔会使纸张与高温零件接触，点燃纸张，导致机器里冒出许多白烟，令人惊慌。在这种情况下，操作者应该什么都不做，最多也就是用附在机器内的小型灭火器来灭火。如果我们不管它，火会自己烧尽，相对无害；但若是往914身上浇一桶水，可能会将致命电压传导到金属表面。除了故障，914还需要操作者经常性地对它投以关注。复印机操作员通常是女性（最早操作打字机的女孩自称“打字员”，但庆幸的是，没有人称施乐操作员为“施乐员”）。复印纸和被称为“墨粉”的黑色静电喷粉需定期补充，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硒鼓，必须定期用特殊的耐擦棉花清洗，并定期上蜡，频率很高。我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与一台914及其操作员待在一起，在观察中我发现，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我见过的一个女人和一台办公用设备之间的最亲密的关系。使用打字机或交换机的女孩对设备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它毫无神秘感；操作计算机的人会对其厌倦，因为它完全不可理解。但914有着明显的动物性：它必须被喂养，必须被照料；它很吓人，但可以被驯服；它容易受不可预测的突发状况和不当行为伤害；但是，一般来说，你怎样对待它，它也会以相应的方式回应你。这位施乐操作员告诉我：“一开始我很怕它。施乐的人说，‘如果你害怕它，它就不会工作’，这句话很对。这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现在很喜欢它。”

  在与施乐销售员的聊天中我了解到，他们总是在想办法，为公司产品开发新的用途，但他们的想法永远跟不上一般大众。一种相当奇特的用途是保证新娘得到她想要的结婚礼物：准新娘把自己的礼物清单交给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把清单交给配有施乐复印机的新娘礼物登记柜台；准新娘的朋友们事先已巧妙地得知情况，他们来到柜台前，拿到一份礼物清单的复印件，开始根据清单购物，选购完毕后在清单上做上标记，再交还给柜台。因此，总清单就能够获得修正，供下一任主顾使用。（“许门！许门！许门！”[3]）新奥尔良及另外的地方的警察局也找到了复印机的新用途：对那些要在拘留所过夜的人，警察原先要把从他们身上除下的财物打印成一张收据，十分费力；现在，他们只需把这么多东西——钱包、手表、钥匙等——放在914的扫描玻璃面板上，几秒钟后就能得到图像收据。医院用施乐复印心电图和化验报告，经纪公司利用它可以更迅速地为客户提供较为可靠信息。事实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他有什么想法，只要这种想法能通过复印取得，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有投币式复印机的雪茄店或文具店享受一下（有趣的是，施乐生产了两款配置不同的914型投币式复印机，一款适用10美分的硬币，另一款适用25美分的硬币；购买人或承租人能自行决定收费金额）。

  复印也有弊端，而且显然很严重。最明显的就是过量复印。一种原先被看作官僚作风的趋势慢慢的开始蔓延：当一份复印件够用时，人们往往会复印两份或更多；当不需要复印件时，人们也习惯印上一份；曾被用来描述官僚浪费的俗语“一式三份”，现在成了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等待被按下的按钮、机器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落入托盘的整洁的复印件，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体验，新手操作员总有种要把口袋里所有文件都复印一遍的冲动。一旦用过复印机，往往就会上瘾。或许，成瘾的主要风险与其说是杂乱的文件、重要材料的损耗，倒不如说是对原作的消极态度——一种只有复印件、或只有被复印过的原作才重要的感觉。

  静电复印更直接的问题就在于，它是违反版权法行为的一大诱因。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许多高中图书馆都已配备复印机，需要从出版图书中复印几篇诗歌、从故事选集中复印几篇小故事，或从学术期刊中复印一篇文章的教师和学生都养成了一种习惯：从图书馆书架上取出书本，拿到图书馆复印室，把想要的内容用施乐复印下来。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作者和出版商的经济利益。由于出版社和作者几乎从来都不会起诉教育者，又或者仅仅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侵权，总之，对于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目前还没有法律记录；此外，教育者往往也不清楚自己做了违法的事。许多作者的版权在不知不觉中就因静电复印遭到了侵犯，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间接地表明，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当时，一个教育工作者协会发出通知，明确告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全部教师，他们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复印有版权的材料，哪些情况下不可以，几乎就在瞬间，教育者向出版社申请复印授权的数量明显地增加。还有一些更明确的征兆，预示着事态照此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例如，1965年，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公开主张，图书馆应将90%的预算用于员工、电话、复印、电话传线%的预算给图书和期刊。

  图书馆自身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尝试着去监督复印行为。纽约公共图书馆主要分馆的影印服务部每周要填写近1500份申请表，申请对图书馆藏品的复印，它告诉读者，“对有版权材料的复印仅能用于‘合理用途’”，也就是说，复印的数量和种类基本只限于简要摘录，因为已有的法律判例认为这不构成侵权。该图书馆还称，“在复印和使用的过程中如出现任意的毛病，申请人需承担一切责任”。在第一部分的声明中，图书馆似乎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第二部分中，它又撇清了自己的关系。这种矛盾可能正反映了图书馆复印机使用者中都会存在的不安。在别的地方，通常连这种程度的顾忌都不存在。商务人士在别的方面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律，但在他们眼里，侵犯版权的严重性似乎与乱穿马路相当。我听说，曾有一位作者获邀参加一个高级别、高规格的商业领袖研讨会，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刚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一个章节的内容被复印了出来，并分发给了与会者，当作会议讨论的材料。当这位作者提出抗议时，这些商务人士还十分吃惊，甚至觉得受到了伤害，他们原以为作者会因作品受关注而感到高兴。不过，这种奉承无异于小偷以偷窃的方式称赞一位女士佩戴的珠宝。

  一些评论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只是图形革命的第一阶段。加拿大哲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静电复印术给出版界带来了一场腥风血雨，因为它意味着每一位读者都能同时成为作者和出版人。在静电复印术下，作者和读者都能转变为生产导向型……静电复印的发明对于印刷领域的重要性可与电的发明比肩，是对这个古老领域的彻底变革。”此文发表于1966年春天的《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即使考虑到麦克卢汉总是反复无常（他曾坦白说“我的想法天天都会变”），他在这件事上却似乎是认真的。许多杂志文章都曾预言，今天存在的书籍在未来会彻底消失，未来的图书馆就像一种计算机怪物，能够以电子化和静电印刷术的方式存储和检索书的内容。在这样的图书馆里，“书”可以是很小的电子芯片——一版仅需一份。不过，所有人都公认的是，距离这样的图书馆出现尚有一段时日（但距离也没那么远，不排除已经有深谋远虑的出版社做出了谨慎的反应。从1966年底开始，人们早已熟悉的、在所有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出版公司[Harcourt，Brace & World]出版图书的版权页上都写有的固定套话“版权所有”，变成了读起来有点吓人的长句子，“版权所有。本出版物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任何电子或机械的手段进行复印和传播，包括影印、录制，或任何信息储存和检索系统……”其他出版社也很快效仿）。在20世纪60年代末，最接近于这种“未来图书馆”的一个例子便是施乐的子公司大学缩微胶卷出版公司。该公司能够把绝版书的缩微胶卷放大，以美观、高清晰度的平装形式复印出来，每页成本仅4美分；它也确实这样做了。如果此书受版权保护，公司则会在每次复印时向作者支付版权使用费。但是，几乎人人都能用远低于市价的成本自行复印和出版图书的时代并不遥远；它就在当下。这些业余出版商所需的不过只是一台施乐复印机和一台小型胶印机。静电复印术一个重要的小贡献便是，它能制作出可以在胶印机上使用的母版页，比以前的方法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据美国作家联盟的法律顾问欧文·卡普（Irwin Karp）称，在1967年，利用这些技术，只需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将任何出版图书复印50份并进行体面地“出版”（不含装订），每页成本仅0.8美分，如果印数大的话，成本还会更低。假如一位老师希望向50名学生分发一本64页的诗集，他可以以每本3.75美元的售价购买，如果他打算无视版权，那么也能以每本略高于50美分的成本做到。

  作者和出版商都表示，新技术的风险在于，它们在使书籍消失的同时，也会使作者、出版社及写作本身都随之消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小赫伯特·贝利（Herbert S.Bailey，Jr.）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到了他的一位学者朋友。他说，这位学者已经取消了对所有学术期刊的订阅，现在在公共图书馆浏览期刊目录，然后把感兴趣的文章复印下来。贝利说：“如果所有学者都这样做，那就不会有学术期刊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会一直在考虑对1909年颁布的《版权法》作首次修订。听证会上，代表全国教育协会及其他教育团体的一名委员坚称，如果教育要跟上国家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节奏，那么目前的版权法和合理使用原则在涉及学术用途时必须予以放宽。不出意料，作者和出版商都反对放宽权限。他们坚信，对现有权利任何程度的放宽都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剥夺他们的生计，在未知的静电复印的未来，剥夺程度或许更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967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原则，不含任何与教育相关的复制权豁免，似乎代表着作者和出版社的胜利。但直到1968年底，斗争的最终结果仍不明朗。就麦克卢汉而言，他深信，为保留旧式的作者保护权而做的所有努力都代表着落后的思想，注定会失败（或者说，至少在写《美国学者》上那篇文章时，他对此深信不疑）。“没什么能够保护技术，除了技术本身，”他写道，“当你创造一个拥有某种技术的环境时，你同时必须创造另一个与之抗衡的、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的环境。”但鲜有作者擅长技术，也许无法在与之抗衡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在面对这个由施乐产品开启的潘多拉魔盒时，施乐公司的做法基本与威尔逊提出的崇高理念相符。尽管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它应该鼓励，或至少不反对慢慢的变多关于任何可读材料的复印件的出现。然而，施乐做了很多努力，向复印机使用者说明他们的法律责任。例如，每一台出厂的新机器都附有一张纸板海报，列着不可复制物品的长清单，包括纸币、国债、邮票、护照，以及“未获著作权人许可的任何形式和种类的版权物”（有多少这样的海报最终被丢进废纸篓则是另一回事）。不仅如此，夹在修订版权法斗争双方中间的施乐公司抵住诱惑，不但没有一边道貌岸然地袖手旁观一边大获其利，反而展现出了堪称典范的社会责任感——至少从作者和出版商的角度看是如此。相比之下，复印行业普遍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偏向教育者。1963年，在一次关于版权法修订的研讨会上，一位行业发言人竟然声称，学者用机器复印只是出于便利，是对手工抄写的一种延伸，而后者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施乐不这样认为。1965年9月，威尔逊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坚决反对在新法律中出现任何形式的特殊拷贝豁免权。当然，在评价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立场时，我们该记住，施乐不仅是复印机生产商，同时还是出版公司；事实上，在收购了美国教育出版公司和大学缩微胶卷出版公司后，施乐慢慢的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我在研究中觉察到，在面对这未来的巨人时，传统出版公司有时会感到困惑，因为它不仅是对他们所熟悉的世界的外来威胁，也是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同行和竞争对手。

  在了解了一些施乐产品，对其使用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一些思考后，我去了罗切斯特，去对公司做直接地审视，也想了解其员工对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的反应。我去的时候，距离股价大跌42.5美元的那个星期过去还没有多久，公司财务问题似乎仍未得到解决。在飞往罗切斯特的飞机上，我的座椅前方就是一份施乐公司最近的股东委托书的复印件，列明了1966年2月每位董事的持股数。我假设他们都还继续持有，算了算其中几位在那个糟糕的星期内的账面损失额。我被自己的这一举动逗乐了。例如，董事长威尔逊在2月持有154026股，因此他的损失将是6546105美元；利诺维茨持有35166股，损失1494555美元；负责研究的执行副总裁约翰·德绍尔（John H.Dessauer）博士持73845股，因此推测出他的损失为3138412.50美元。即使对于施乐公司的高管来说，这种损失额也绝非小数目。所以，当我看见他们时，他们是不是会阴沉着脸？或至少流露出遭受过打击的迹象？

  施乐公司行政办公室位于罗切斯特市中心大厦楼上，该建筑的底层是一个室内购物商场，即市中心广场（当年晚些时候，施乐总部搬到了街对面的综合大楼施乐广场，包括一幢30层高的办公楼、供城市公民及公司员工使用的礼堂，及一个下沉式溜冰场）。在去施乐办公室前，我先在下面的商场逛了一两圈，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店，一家咖啡馆，还有亭子、水池、树和长凳。商场流露着繁华而又乏味的氛围，给人一种压迫感，我猜想，这主要由单调而又吵闹的音乐引起。尽管如此，这里的长凳也和户外商场一样，被流浪汉霸占了一部分。商场里的树似乎将要枯萎，像是缺乏阳光和空气的症状，但流浪汉看起来还不错。坐电梯上楼后，我见到了事先预约过的施乐公关经理，并立马问他，公司对股价下跌有什么反应。他回答说：“没有人太把它当一回事。你会在高尔夫俱乐部听到很多有关的轻松对话，一个家伙对他的同伴说：‘我的施乐昨天又亏了8万，今天的酒钱你买单。’在停牌那天，乔·威尔逊确实有些不快，但除此之外，他都很从容。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们举行聚会时，股价又跌了一些，很多人围在他周围，问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我听到他说：‘你要知道，同一件事出现两次的机会是很罕见的。’至于在办公的地方里，你几乎不会听到有人提起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那几天我就没有听到它再被提及。根据结果得出，这种冷静是有道理的，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施乐股票就又开始上涨，弥补了全部损失，几个月后，股价又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那天早上的其余时间，我拜访了施乐的三位科技员工，听他们回顾了静电复印开发早期的故事。第一位是德绍尔博士。他在前一周亏损了300万，但我发现他看上去很平静——这点也是我应该预料到的，因为他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仍超过950万美元（几个月后，它们的价值约为2000万美元）。德绍尔博士出生在德国，是施乐的一名老员工，自1938年就负责公司的研究和工程，时任董事会副主席。1945年，他在一本技术期刊上读到关于卡尔森发明的文章，然后告诉了约瑟夫·威尔逊，是第一个让威尔逊关注到此事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员工写的贺卡，称赞他为“魔法师”。我发现，这个面带微笑、看上去很年轻的男人，加上他的那点口音，还真的挺像魔法师。

  “你想听过去的故事，对吗？”德绍尔博士说，“这么说吧，过去是令人兴奋的。它太奇妙了。但它也是可怕的。有时候，我简直有点发狂。资金是主要的问题。幸运的是，公司经营尚有盈余，但远远不足。我们团队的成员都在这一个项目上赌了一把。我甚至还抵押了房子，只留下人寿保险。我赌上了全部希望。我觉得，如果它不成功的话，威尔逊和我都会是商业上的失败者，对我来说，我还会是技术失败者。没有人会再给我一份工作。我将不得已放弃科学，去卖卖保险之类的。”德绍尔博士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继续说，“在最开始那几年，基本上没有人觉得很乐观。很多小组成员都来跟我说，这该死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成功。最大的风险是，静电可能会被证实无法在高湿度的环境中运作。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想当然地认定这点，他们会说：‘你永远也无法在新奥尔良制作出拷贝。’即便它确实奏效，营业销售人员认为我们的潜在市场不过区区几千台。一些顾问说，我们接着来进行这一个项目绝对是疯狂的。不过，如你所知，结果非常成功——914大获成功，即使在新奥尔良。然后是桌面型的813。我手里攥着一些专家觉得不堪一击的设计，又赌了一把。”

  我问德绍尔博士，他现在是否冒险在做什么新研究，如果有的话，是否和静电复印一样令人兴奋。他回答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但更多的内容暂需保密。”

  我的第二位拜访对象是哈罗德·克拉克（Harold E.Clark）博士。他受德绍尔博士的领导，是静电复印开发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他跟我说了更多关于卡尔森发明如何演变为商业产品的细节。“切斯特·卡尔森是形态学的。”克拉克博士以这句话开场。他身材瘦小，带着一种学者气派，事实上，在1949年加入哈洛伊德前，他的确是一位物理学教授。我的神情看起来大概有些茫然，因为克拉克博士发出了点笑声，然后接着说，“我不是很了解‘形态学’是否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是指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新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切斯特。静电复印基本上没有任何以往科研成果的基础。切斯特将一大堆相当奇怪的现象组合在一起，每一种现象自身就很晦涩，与之前的任何研究都毫无关联。其结果是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关于影像技术的最重要的发明。不仅如此，他的发明还绝对没得到良好的科研环境的帮助。如你所知，在科学史上有几十起同时发明的实例，但在静电复印上，在切斯特的发明诞生时，甚至连一例与它相近的发明都没有。直到现在，我还是惊叹于他的发明，像第一次听说时一样。作为一项发明，它非常了不起；但作为一个产品，它就不怎么样了。这是唯一的麻烦。”

  克拉克博士又笑了笑，继续解释说，转折点出现在巴特尔纪念研究所，而且与传统科学或多或少从错误中取得进步的方式完全一致。研究的主体问题出在卡尔森涂硫的光导表面上，这种表面在复印几次后就会失去特性，变得无用。巴特尔研究人员在一种尚无科学理论支撑的直觉引导下，尝试在硫中添加少量的硒。硒是一种非金属元素，此前主要用作电阻器和使玻璃变红的着色剂。硒和硫结合的表面比全硫表面稍好一些，于是巴特尔的研究者尝试加入更多的硒。情况又改善了一些。他们逐步增加硒的比例，直到出现了完全由硒组成的、不含硫的光导表面。结果证明这种最为成功。因此，研究人员间接地发现，硒和硫单独都能用于静电复印。

  “想想看，”克拉克博士说，看起来他自己也在思索，“硒是一种很平常的元素，是地球上100多种化学元素之一，非常普遍。结果证明，它是问题的关键。一经发现了硒的用途，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我们仍持有很多专利，涵盖硒在静电复印领域的使用——几乎每种成分我们都有专利。这并不坏，不是吗？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了硒到底是怎样工作的。例如，我们很疑惑，它没有记忆效应，硒鼓上不会留下以前复印的痕迹，理论上可以无限次反复使用。在实验室中，一个硒鼓可以持续使用100万次，但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在此之后就失效。所以，静电复印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的。我们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而不是做修补活的北方佬，但我们在修修补补和科学探究之间达成了平衡。”

  接着，我与施乐的工程师贺拉斯·贝克尔（Horace W.Becker）做了一番交谈。他是914从工作模型阶段进入生产线这一过程的主要负责人。贝克尔出生在布鲁克林，颇具天赋，很适合这份工作。尽管不善言辞，但他还是跟我说了很多914问世过程中惊心动魄的障碍和危险。1958年加入哈洛依德施乐时，他的实验室是罗切斯特一家花园种子包装商店楼上的阁楼；屋顶有点漏，天气热的时候，熔化的焦油会一滴一滴地渗进来，飞溅在机器和他身上。1960年初，914终于在果园街的另一个实验室诞生。贝克尔说：“这也是一座破旧的老阁楼建筑，电梯咯吱作响，从窗口就能看见铁路岔线，运猪车总是来来往往。但在这里我们有了需要的空间，它也不滴焦油。我们的热情最终是在果园街被激发了出来。不要问我这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我们决定是时候建一条流水作业线，也确实做到了。每个人都兴奋极了。工会的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满，老板也暂时忘记了他们的业绩评分。在那里，你分不清谁是工程师，谁是装配工。没有人会置身事外——如果你在星期天偷偷溜进来，你会发现，虽然流水作业线已关闭，但还有人在调整东西，或只是随便转悠，欣赏着我们的成果。换句线终于走上正轨了。”

  贝克尔说，当机器离开商店、进入展厅、面对客户，他的麻烦才起步，因为他现在负责故障和设计缺陷。当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它身上，而它恰好在那时出现非常明显问题，914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埃德塞尔。复杂精细的继电器罢工、弹簧故障、电源供应出错、没经验的新用户使订书钉和回形针掉进机器并造成机器罢工（因此就需要在每台机器上安装订书针收集器）、意料中的在潮湿气候下的问题，还有意料外的在高海拔地区的困难。他说：“总之，那时机器有一种坏毛病，你按下开始按钮，它却什么都不做。”或者说，如果机器的确做了点什么，那也一定是错的。例如，在914的伦敦大型首秀上，威尔逊亲自到场，颇具仪式感地用食指按下开始按钮，然而，不但机器没有开始复印，一台供电的大型发电机反而出现了罢工。静电复印就这样被引入到英国。鉴于它糟糕的首秀，英国后来大幅领先其他几个国家，成为914最大的海外市场，似乎是对施乐的适应力和英国人耐心的致敬。

  那天下午，一位施乐的向导开车带我去韦伯斯特参观。这是一个靠近安大略湖的农场镇，距离罗切斯特几英里远。他带我去了贝克尔那个漏水又通风的阁楼所在的地方，我发现那里现在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成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综合工业建筑群，其中一座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英尺，是所有施乐复印机的组装地（除了那些由英国和日本子公司制造的机器），另一座建筑用于研究和开发工作，面积稍小，但更修长。当我们走进制造大楼，沿着其中一条忙碌的生产线参观时，向导告诉我，生产线小时，这些生产线已经连续几年不足以满足需求。现在有近2000名员工在这座大楼工作，他们的工会是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的地方分会。这个情况有些反常，根本原因在于，罗切斯特曾经是服装企业中心，服装工人联合会长久以来都是当地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工会。

  在向导把我送回罗切斯特后，我开始自己去收集当地社会对于施乐和它的成功的看法。我发现他们的态度很矛盾。一位当地商人说：“施乐对于罗切斯特一直都是件好事。当然，伊士曼柯达多年来都是这个城市的‘白头老爸’，现在也仍是罗切斯特规模遥遥领先的地方企业，但施乐公司位居第二，并正在迎头追赶。面对这种挑战，施乐没有做任何有损柯达的事——事实上，它还做了很多好事。此外，一个成功的新企业意味着新的资金和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些人反感施乐。大多数地方企业还活在19世纪，他们并非总能接纳新来者。当施乐公司异军突起时，有些人认为泡沫会破裂——应该说他们盼望会破裂。最重要的是，对于乔·威尔逊和索尔·利诺维茨一边赚得盆满钵满，一边大谈人的价值的做法，很多人非常反感。不过，这就是成功的代价。”

  我还去了位于杰纳西河畔的罗切斯特大学，与校长艾伦·沃利斯（W.Allen Wallis）做了一番交谈。沃利斯身材高大，留着一头红发，是一名统计学家，曾在多家罗切斯特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其中就包括伊士曼柯达。柯达一直是该大学的“圣诞老人”，现在也仍是其最大的年度捐助者。至于施乐，罗切斯特大学有充分的理由对它感到亲切。首先，罗切斯特大学是施乐千万富翁的典范，投资所带来的确定资本利得已达到1亿美元，利润超过1000万。其次，施乐公司每年对罗切斯特大学的现金捐助仅次于柯达，最近还承诺捐助600万美元。第三，威尔逊本人就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自1949年起，他就是校董会成员，1959年起担任校董会主席。沃利斯先生说：“在1962年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像柯达和施乐这样为大学大笔捐钱的企业。他们想要的全部回报就是让咱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为他们作研究，或其他类似的事。在我们的科研人员和施乐员工之间有着大量非正式的技术交流，与柯达、博士伦，以及其他公司也是一样，但这不是他们资助大学的原因。他们盼望罗切斯特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他人到来的地方。大学从来就没为施乐发明过任何东西，我猜永远也不会。”

  第二天早上，我在施乐行政办公室见到了三位职位最高的非技术施乐人，并在与威尔逊本人交谈后结束行程。第一位是利诺维茨，也就是威尔逊在1946年的那位“一次性”律师，后来他留在施乐开始了长期的工作，并成为威尔逊最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施乐成为有名的公司后，公众倾向于认为利诺维茨的角色不止于此，他们都觉得利诺维茨事实上是公司CEO。公司高管也都了解这一个都会存在的误解，然而他们自己也有不解，因为，尽管威尔逊在1966年5月前是公司总裁，之后转变为公司董事长，但不论在哪种身份下，他一直都是公司的老板）。利诺维茨刚被任命为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大使，正打算离开罗切斯特和施乐，前往华盛顿开始他的新职务，我几乎是跑着追上了他。他年纪50多岁，充满了许多活力和热情，十分真诚。他先是对我表示抱歉，因为只能留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很快说道，他觉得施乐的成功表明旧的自由企业理想依然适用，令公司取得成功的品质是理想主义、坚持、勇于承担风险和热情。就这样，他挥手告别，启程离开。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短暂停留的竞选活动中的选民，乘坐竞选火车的候选人刚刚在车尾平台上发表了演讲，而我，像许多这样的选民一样，为之折服。利诺维茨使用的那些平常的词，仿佛不单单是从他口中说出来，而是他创造了它们。我有一种感觉，威尔逊和施乐会很怀念他。

  在威尔逊的身份转变为董事长后，彼得·麦克卡隆（Peter McColough）就成了公司总裁，并最终接任他成了公司老板（1968年）。我发现他在办公的地方里来回踱步，像笼子里的动物，时而在站立式办公桌前停下来，草草写上几笔，或对着录音机说上几句。和利诺维茨一样，他也是一名自由派律师。他出生在加拿大，性格开朗外向，年纪四十出头，是施乐新一代的代表人物，负责公司的下一步决策。“我面临增长的问题。”他停了下来，靠在椅子边上说道。未来，在静电复印领域已经不也许会出现大规模的增长，已经只有少数的增长空间，施乐现在的方向是教育技术领域，他继续这样说道。他提到了计算机和教学设备，他说他能想象一种制度：“你在康涅狄格州写了点东西，几个小时内，这么多东西就能在全国各地的教室内被翻印出来。”我有一种感觉，施乐的有些教育梦想可能很容易会变成噩梦。但他又补充说：“制作精巧的硬件设备的风险在于，它可能会分散教育的注意力。如果你都不知道要往机器里放什么，那么这机器好在哪里？”

  麦克卡隆说，从1954年来到哈洛依德后，他感觉自己经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公司——1959年前是一个敢于冒险、令人兴奋的小公司；1959年至1964年是享受成功果实的成长型公司；现在则是在不同方向拓展新业务的大公司。我问他最喜欢哪一个，他想了很久，最后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更自由，以前公司里每个人会分享对某件事的态度，比如劳工关系。现在就没那么自由了。现在压力更大，公司也更没有人情味。我不会说日子比以前更容易，或者说将来会变得更容易。”

  当我被领到约瑟夫·威尔逊面前时，我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贴着老式的鲜花墙纸，在所有关于他的奇事中，我丝毫都没有料到这一件。他个性多愁善感，似乎与他施乐领袖的身份反差非常强烈。不过，他举止亲切，没有威胁性，与这墙纸的风格颇为相符；他年近60岁，身材矮小，看起来有点严肃，几乎有些阴郁，在我拜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他说话语调很慢，听起来似乎有些迟疑。我问他是怎样碰巧接手了家族生意，他回答说，实际上他几乎就要与施乐错过。在大学里，英语文学是他的第二专业，他考虑毕业后要么做老师，要么去高校做财务和行政工作。但毕业后，他继续去了哈佛商学院深造，在那里他一直是优等生，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笑了一下，告诉我说，总之，他在离开哈佛后加入了哈洛伊德，然后事情就是这样了。

  威尔逊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似乎是施乐的非营利活动和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他说：“关于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态度，社会上有些不满。我指的不仅是股东抱怨我们滥用他们的钱——实际上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我指的是公众。你其实不会真的听到那些话，但有时你会有一种直觉，仿佛听到人们在说：‘这些年轻的暴发户认为自身是谁？’”

  我问他，那些反对施乐资助联合国系列节目的信件，是否造成了企业内部的顾虑，或令他们产生退缩的念头。他说：“施乐从未动摇过。这些攻击只是恰好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更关注当下努力要做的事，即展开全球合作。没有合作，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世界，也就不会有商业。几乎所有的施乐人都这么认为，无一例外。我们始终相信，我们在推进这些电视节目时，遵循的是稳健的经营策略。但同时，我也不会说这是唯一策略。我怀疑，假如我们都是伯奇主义者，是不是还会这么做。”

  威尔逊继续慢慢说道：“公司在重大公共问题上采取立场的做法也会产生问题，因此，我们也一直都在审视自己。这涉及到平衡。你不能只是无动于衷，浪费自己的影响力。但你也不能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采取立场。例如，我们不觉得在全国大选中采取立场是一个公司应该做的事。或许，幸运的是索尔·利诺维茨是人，而我是共和党人。像大学教育、公民权利和黑人就业问题等，就显然是我们该参与的。我希望，我们能有勇气站出来支持某个观点，只要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哪怕它不得人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一种情况——我们还未曾发现在承担公民责任和经营企业之间有什么冲突。但这种时刻非常有可能会到来，我们将不得已承受猛烈抨击。例如，我们已低调地开展了一项计划，即尝试让一些黑人青少年去做扫地等之外的工作。这项计划需要工会的全面配合，我们也争取到了。但我从侧面了解到，甜蜜的日子已结束，反对的暗潮正在滋生。这是问题的开始，如果它持续滋长，我们可能会面临真正的经营问题。如果反对者增加到几百人，而不是几十人，甚至有极大几率会出现罢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我希望我们和工会领导人可以站出来，奋起斗争。但我也不能肯定。你没办法真正预知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但我想，我明白我们会怎么做。”

  威尔逊站了起来，走到窗口，他说，在他看来，公司目前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必须要让员工保持其个人品质，即那些已逐渐为人们熟知的、施乐人身上的优良品质。未来，这可能会更重要。他说：“我们已看到失去的迹象，我们在努力向新员工灌输我们的理念，但是，西半球的2万员工和罗切斯特的1000员工不同。”